现出高拱、沈默、张居正、杨博、王崇古、戚继光、李成梁、潘季驯、海瑞、朱衡等数不清的优秀人才,群星的闪耀使大明在皇帝不理政事的情况下,依然相当健康的在前行。这种说法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理论基础上——所谓九州万邦系于一人之身,好像皇帝不出力,国家就治理不好一样。事实上,如果隆庆皇帝像沈默原本那个时代中的满清皇帝那样事必亲躬,大臣们只有御前听旨、奉旨办事的份,怎么可能有这些人才发挥的空间?也就没有这么多的人才了。
正是由于隆庆皇帝能对他信任的大臣不疑不猜,不设障碍,能让他们放手办事,给予他们持久稳定的倚重,才能为他的辅臣们有能有为地展布,提供出最理想的舞台。
在隆庆登极之初,所面对的其实是经过正、嘉两朝长期乱政以后,遗留下来的烂摊子。形势动荡已极,动乱因素潜滋暗长,且多已表面化。当时,河南、湖广、山东、直隶等地,均连年大饥,甚至发生饥民卖儿鬻女、易妻而食的人间惨剧。究其原因,除了天灾之外,更多的是[***],实由于朝廷上下,大小各级衙门,由一些只知贪婪固宠、桀骜不驯的官棍当道。这些人久厕官场、利欲熏心,擅长于逢迎钻营,素不以民瘼在心,既不畏公议,又不知廉耻,但以本人的宦况和财运作为处人办事的权衡。
官府艹之于这样一群官棍之手,自然会搜刮过甚、官贪吏墨,作威作福、殃害庶民。堂皇法司,不过是金钱与权势的特种交易场所,是维护权门豪户既得利益的暴力机关,整套国家机器似一架绞肉机,以人民的骨血为唯一原料。亦因此,社会上的贫富分化悬殊,土地兼并严重,赋役负担严重不均。更加以胡虏寇掠,边方警报频传,真可谓内忧外患交相煎迫,大明朝的天下摇摇欲坠,大有崩解之兆。
如果一切不变,或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维持下去,隆庆朝的时局必将更趋恶化,全面姓的危机必将大爆发。但正所谓‘时势造英雄’,当此国势危殆、民生多艰之时,总有些志图挽回世运,勇敢任事、豪杰自许,愿意献身以任天下之重的救世之才横空出世。本朝最杰出的代表,当属高拱、沈默、张居正。他们虽然观点立场不一,方法策略不同,但在敢于正视忧危,勤于分析形势,勇于提出并贯彻执行,革弊趋利以扶危振颓的对策,热切企望通过一系列的改革,以谋取政权的新生和民生的改善,则是一致的。他们坚信‘法与时转则治、治与世宜则功’,认为必须不墨守‘祖宗成法’,必须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规章的框架,必须务实而有针对姓进行大兴大改,有因有循、有革有化,才可能使国家摆脱困境,重新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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