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唐初年,唐玄宗在朝职首置玄学博士”,每年都像科举中的明经科一样考试,推崇以老子《道德经》为宗首的道家学。唐玄宗把《道德经》列入科举考试,并注释推广《道德经》,应该是务实之举,以提高治国水平。唐玄宗也曾注疏《道德经》的宗旨是“取之于真,不崇其教,理国之要,可不然乎”。很少玄理的探讨,更少宗教性的词语,从务实主义出发,着重阐述的是治国理身的理论。
李唐一朝,“内用黄老,外示儒术”,成为国家政治基石。因此,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时,也大力倡导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术,注重德治,一边轻徭薄赋,一边垂拱而治,所以造成了唐初下大治,边地蛮夷都来归服的局面,开创了“贞观之治”的太平盛世。唐太宗李世民常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,强调要轻徭薄赋。唐太宗曾在《贞观政要》中,如此叙述了他治国的深切体会:“夫安人宁国,惟在于君。君无为则人乐,君多欲则人苦。”唐太宗还在诏令中曾:“下大定,亦赖无为之功,宜有改张,阐兹玄化”,百官“各当其任,则无为而治矣”。唐太宗甚至关心起老百姓的婚配问题,据《新唐书?太宗本纪》载:贞观元年,“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岁、女子十五岁以上者没有配偶的,由州县政府以礼为他们聘娶;因家庭贫困而没有经济能力婚配者,乡里的富人以及亲戚共同出资操办”。唐玄宗李隆基也竭力推崇道家思想,在其亲撰《御注道德真经》和《御注道德真经疏》中,他写道:“顺之时,顺地之性,因人之心。是则群臣辐凑,贤与不肖各尽其用,君得所以制臣,臣得所以事君,此理国无为之道也。”宋代因为没能统一,在选择路子上,采用了儒家治国,最终亡于儒家之上,登到大明的时候,朱元璋治国的路子又重新走回了汉武帝定下的路子。
在开国初期,朱元璋深知民苦之源,力推“休养生息”政策,并亲自注解《道德经》并在《御注道德经》序中,自己即位以来,迫切了解前代圣饶治国哲理,“自即位以来,罔知前代哲王之道,宵昼遑遑,虑穹苍之潜。于是问道多人,终于发现《道德经》,认为此书“尽皆明理,其文浅而意奥”。他反复体会,想试注释,“用神盘桓其书久之,以一己之见,似乎颇识,意欲试注,以遗方来。恐今后人笑,于是弗果”。他认为此书价值重大,因此注之,“朕虽菲材,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,王者之上师,臣民之极宝,非金丹之术也。故悉朕之丹衷,尽其智虑,意利后人,是特注耳。“朱元璋早期的无为而治,使得大明社会比较安定,经济得到发展,文化相对繁荣,国力强盛,为日后的永宣盛世奠定了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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