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个深夜里,汤母不安地推开房门,女孩坐在床上,双手抱着膝盖,无法入睡,她长久地仰望窗外的月亮,保持这个姿势,一动也不动,直至长夜过去。
女孩说:“妈妈,我就是睡不着。”
“有几天了?”
“……两三天吧。”
汤母眼前阵阵晕眩,她闭了闭眼,勉强撑住。不能再这样下去——从未有过的恐慌涌上来,她立即决定,采取柔和的方式让女儿去看心理医生。
“我只是有点失眠,很快会好的。”女儿有点不情愿,又说:“而且,下周一我要去学校了。”
“经常失眠会影响白天的学习。”汤母试图说服女儿,“就算配点安眠药,也要去看过医生才行。”
女孩移开视线,说:“我真的没什么,我都好了。”
到最后,还是不得不答应。
预约时间就在今天下午。
县城医疗水平有限,市三院规模不大,就诊科室外的长廊上,靠放一排排的座椅。
汤母陪女儿走进去,一位短发女医生从电脑前探出头,她戴一副眼镜,看上去挺年轻的,朝她们微笑,随后,被女医生告知:整个过程需要亲属回避。
治疗结束,汤母忍不住打电话给女医生。
女医生平和道:“抱歉,我们有保密原则,不能透露病人的话和想法。”
“我女儿的情况严重吗?我要做什么能让她好起来?”
女医生轻轻叹气,“有一点您放心,她现在表现出来的程度算轻的,只是,心理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”
在后续两次的谈话治疗中,她明显感觉到女孩的不信任,对成人的强烈不信任感,而且,女孩很会隐藏,她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事,被父母送进特训学校,饱受煎熬,但自始至终,这里面都缺点什么,出于职业直觉,她清楚女孩在这个故事里隐瞒了什么事或人,而这件事、这个人的存在,她父母包括周围朋友都一无所知。
她有点遗憾,显然,这件事或这个人对女孩的治疗起到关键作用,是打开她紧闭心门的钥匙。
治疗不免陷入僵局。
在一次通话里,女孩母亲沉默了很久,从女医生的只言片语中听出,女儿不配合治疗。
“那要怎么办?”一直服用安眠药不是长久之计。
医生放下手中记录的笔,她斟酌再三,给出了两条建议。其一,让女孩和同龄人多接触交流,回到正常的学校生活中,给她一个自由宽松的交往环境;其二,考虑换个居住环境,让她感受新环境的安全,逐渐建立起正常的安全感和信任感。
说完,女医生又道:“这些都需要时间。”
当天晚上,汤母给许久不照面的丈夫打了通电话,简单说了女儿的情况后,她告诉他:“你也就这么一个女儿。”
汤父还在工厂里,那边机械运作的声音嘈杂,他沉吟道:“那就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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